首先感谢大会对我的邀请，我是第一次来到贾平凹的故乡——商洛，亲身感受贾平凹笔下的土地；第一次看到秦岭，感到荣幸。我根据学术交流会研究贾平凹整个创作过程的主题，临时将题目改为《山本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我认为，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大存在，是中国当代文学具有象征意义和符号意义的作家。从《浮躁》到《山本》贾平凹创作了十六部长篇小说，每一步小说的出现都在中国当代文坛掀起了一阵波澜，他备受关注也毁誉参半，他获得了无数荣誉也曾有备受煎熬的经历，然而历史证明了一切。几十年过去之后，他从商州出发最终站到了中国文坛的巅峰。但是时至今日，贾平凹仍然是我们面对的一道文学难题，这完全由于他创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决定的。

我就三部作品展开讲述：第一部是《废都》。这部作品发表于1993年，当时中国批评界都在谈论这部作品。我在北大也与几个同事用了七天时间写出了用极端粗暴的道德化的方式批判《废都》的一本书。后来，我认为当时的理论储备不足，除了道德的评价，找不到其它途径。多少年过去后，辽宁出版社要出版贾平凹先生的散文集，希望我写一篇序言，在序言里我回顾了那场论争，也检讨了当时的轻狂。事实上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我们认为《废都》是一部大书，当时还没有能力完全读懂它。在讨论这部书的时候，我想到了路翎的一部作品《财主和他的儿女们》，胡风先生在给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到：这部作品写出了大时代知识分子的心底波澜。后来，我认识到《废都》也是如此。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有一个关于人民精神大讨论的研讨会，其中批评贾平凹先生的声音仍然非常强大。在经济发展的主体地位获得认可后，知识分子陷入恐慌。中国知识分子找不到启蒙话语，内心惶恐逐渐呈现出来。人民群众这个对象不再需要启蒙了。在1993年代，人民群众可能只需要一个东西——钱，知识分子不能给他们提供钱，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在这个时代严重受挫。这是庄之蝶内心痛苦的挫败感和内心难以自我确认的一个外在社会条件，庄子蝶只能从女人那里获得自我确认。那个时代庄之蝶此种行为产生的原因和内心的荒凉与悲痛。但是贾平凹先生得风气之先——感受到了知识分子的心理活动，他用一种直觉的方式发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面临的真正危机。后来出版社将《废都》《古炉》等作品重新再版，表明了我们国家对文学作品、对作家的宽容态度。

第二部作品是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秦腔》。我也参加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秦腔》的评价非常之高，并认为《秦腔》体现了贾平凹创作的中国性。现在无论评论界还是学界谈的最多的就是“讲述中国故事，传授中国经验”。平凹先生的所有作品都在讲述中国故事，除了商洛以外，更多地是书写中国乡村的。中国社会人口变迁从2011年开始发生变化，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多过乡村人口。但本质上中国仍是乡村中国。对于这种变迁，学界有三种观点；乐观、悲观、静观。平凹先生的《秦腔》是静观这种变化的，秦腔是为中国西北地区最受欢迎的一个剧种。他通过对秦腔演员白雪这样一个人物的塑造表现了对乡村变革的某种隐忧，就是白雪这种演员的声音在作品里面越来越少，她的身影几乎在作品里消失了。对乡村变革的颓败感贾平凹先生有强烈的感受。但他同时对乡村变革有自觉地认识。秦腔本就是充满历史性的剧种，他没有选择用一种乡怨的方式来讲清风街的颓败。因为乡村变革还在继续，各种问题依然存在，所以关于乡村写作的历史性和目的性就变的非常重要。

第三部作品就是《山本》。它体现了贾平凹创作的传奇性，就专业角度来讲属于后现代主义，完全是碎片化的，里面虽然有井宗秀、陆菊人两个主要人物贯穿在小说当中，发生在涡镇的这些人与事都是碎片化的，我们很难非常完整地把他复述呈现出来。他写到了二三十年代的历史，二三十年代的秦岭“诸侯蜂起”，在这部小说里，平凹先生为我们勾勒了一个乱世的图谱。它是历史，但却是正史之余的历史，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如果把这部作品当作历史来读，里面充满了虚构；如果把它当作文学来读，里面也充满了历史。每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都应该像伊利亚特一样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如何讲述历史，事实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没有真实的历史，历史就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就像一个口袋，我们把材料装满这个口袋历史就呈现出来了。正史是建构历史的一种方式，野史同样是建构历史的一种方式。所以《山本》他用一种传奇的方式为我们建构了二三十年代涡镇和秦岭的历史。通过对涡镇和秦岭的书写，贾平凹对于秦岭、对于涡镇和对于那个时代本土的乡民、山川风貌、风土风情充满了热爱，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山本》是贾平凹先生最复杂也最难以解读的作品。在短期内将这部作品的内涵准确的表述出来是件很困难的事，以后可能会写文章阐述自己对这部作品的解读。

最后，我用三句话来总结我的发言：贾平凹先生是一个文学战士，文学的战斗从来就没有停歇；如果说秦岭是中国最伟大的山峰，你就是中国文学的秦岭；如果说中国文学有高峰，你就是中国文学的高峰。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