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文
贾平凹的作品我只读了一部分，此文有点妄议。
我在八十年代初开始接触贾平凹的作品，印象是内觉丰富,和当时流行的文学有不同的调子。孙犁先生夸赞他的信透出一个观点，那就是贾氏文脉的源头不在我们今天的 传统里，在其文字的后面有古朴的东西。我曾经好奇地想，他是自觉地浸染于旧的叙述语言里，还是陕西生活的原态暗示了什么？在那时期他提供的是新的文本，而在老一辈读者眼里，那些不过还是旧的东西。孙犁的夸赞，好像是这新旧间的朴素之美，那么说 来，贾平凹是极其少有的反抗文学八股的青年，至少在叙述语态上，他比许多同代的作家显得聪明。
如今回顾八十年代初的贾平凹，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只是从审美的层面和早期白话小说衔接上了，精神上还留有七十年代的一些尾巴，未能在根本的层面上颠覆泛道德化的思想。我在重读《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等作品时，当年阅读的兴 奋竟消失了许多。同样是描写乡村，对比一下沈从文、废名的小说，就能觉出他和前辈的距离。应当说，在气势上他不亚于前人，问题 出现在体味世界的眼光上，他似乎不能从乡 土世界飞腾出来，有时还趴在地下，灵动的和传神的语境未能得到开掘。那些关于商州的系列作品，深浅不一，在显得特别的同时，略有点呆板，精神被什么绊住了。只是到了《废都》，他才从拘谨的思维里解放出来，呈现出 厚重的一面。《废都》的价值非同寻常，书中 的含量复杂，文化的隐含是那时的文学作品 不可比拟的。这一本书里有贾氏的哲学，他在这里已偏离了孙犁那一代的传统，滑向了 明代文人的路径上去。那里没有现代知识分 子的冲荡之气，多的是旧式文人的东西。所以他越来越趋向古老的士大夫趣味，也略带 一点当下边缘文人的颓废感。文字可透出天性，他的格调在什么地方和明代读书人越发贴近，一个古老的叙述传统被他大胆地用到自己的身上了。
五四那代作家在灰暗的生命体验里发现了明代文学的价值，一时有股复古的热潮。但发现明代文学言志传统的是些通外国学术和文艺史者，有一种精神上的自觉。即把心灵化的因素和个人独行主义的东西结合起来。贾平凹和前代人不同的是，乃生活的环境和自我性情使其与古人发生了共鸣。只有内心死过的人才有可能和遥远的灵魂亲昵地对话。他的心理状态由乡土的眷恋过渡到都市自慰，又由此绝望于都市，而转向书斋的体验，以个体的自嘲和内戕直面人间。袁宏道当年写生死之别，用的是苦涩、低婉之音，贾平凹庶几近之。差异的地方是后者没有前人的洗练与空灵。不论他读过袁氏作品与否， 和那代读书人内心的相似是不言而喻的。
直到我最近读到他的《秦腔》时，又一次印证了我的一个猜测。他在情调上和我们这个时代隔膜越来越大，悲愤与无奈间杂于此。早年乡村静谧的歌谣被沉重的预言罩住了。他不像莫言那样用狂欢的笔触搅动古老的记忆，以癫狂的嬉笑直面人生，或者如阿城那样以飘然之笔，点缀乡下的生活。贾平凹内心承受着无边的黑暗，自己淹没在这黑暗里。解脱的办法不是王小波那样的亵渎神灵，天马行空地东游西走，而是沉下去，沉下去，被历史的惯性所纠缠。我在这个层面上才发现，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给读者带来的是个 并不轻松的话题。他在精神的十字路口选择 的不是向极限挑战的方式，而是以野狐禅的机敏滑向了寓言的世界。但这个寓言是旧语序里的存在，对人的感知并未构成颠覆。我在阅读他近年的一些作品时，有的是这样的感觉。但贾平凹拥有相当多的读者。引起人们 阅读快感的不是别的，他与读者亲近的地方在于，自称是个失败的人。至少在许多场合下，自我解析里没有高傲的一面。他常常将自己看得很低，并不自吹是一个英雄。他的小说写那些失败者时，都有种本真的力量。 从《故里》、《废都》、《土门》，到新近出版的《秦腔》，打动读者的是哀凉的气息，人的渺小与无助散落在文字里。乡下的落后、贫困固然是常恒的主调，但城里人的灰色、无聊亦无可奈何地交糅在里面。他就是在这种对比里，不断转换着笔法，以致使黑色越染越深。他在什么地方有点像郁达夫，灵魂里喷出的往往是冰冷的东西，好像在文本里表现了自己的精神自传。孱弱、无奈、哀哭，那结局就是倒向乡间的图腾在民俗间解释一切。有时也仿佛明清间诡谲的文人，用谶纬之学聊谈阴阳。后者给他带来了无数的读者，其文本的独特性散将出来。但这在什么地方限制了他，我读到那些描绘乡间信仰的古风时，感到了作者的几分快感。笔墨滞留于此，反复渲染，顺着世风走笔，未能跳将出来。也恰恰因此，被这遮掩了目光，过于忠于乡土社会的俗成，本应升腾的精神在此止步了。
当作者大篇幅地渲染鬼魂文化时，场景的动人和内涵的丰富显示了他的才华。许多西北作家达不到这个层次，内地的一些名流也望而却步。他写乡民解脱自己的办法时，看到了未曾泯灭的鬼神意象在人的世界里的意义。应当说，这里抓住了乡俗世界的核心因素。我每每从此感到了作者的用意之深。人在天地之间是太渺小了。可怜的乡民除了 依托佛道里的思想外，有时一无所有。《秦腔》是乡间社会的一曲绝望之歌，在苦楚和空 寂的世界里，作者看到了同胞之苦与己身之苦。有什么解脱的办法呢？当沉浸在自己熟悉的世界时，他有的只是无边的空漠。
在许多介绍写作经历的短文里，贾平凹得意的地方很少。他几乎没有以成功者的姿态描绘过自己。孙犁的看重他，我以为有着这个因素。孙犁直到死，都觉得自己不快活，是个多余的人。我对比他和孙犁的异同时，觉得他们都对天命有种无奈感，好像坐在不可知的船上，任命运的风吹来吹去，帝力之大而人力之微，只能在苦运里漂泊着，心里有不安的躁动。只不过孙犁在压抑着什么，内心有种禁忌，而贾氏却直面颓废，有时用猥亵的言辞刺痛着读者，或许可寻到片刻的快意吧。贾平凹用审丑的方式嘲笑别人时，也有意地嘲笑着自己阅读这些地方时，我感到了他内心的黑暗。他绝不是伪道学式的人物，这和许多作家区分开来。他从文字里表现出了一种勇气，撕去了罩在读书人身上的外衣，将人的丑相暴露于外。这样的时候，他与孙犁分遥远了。不知道晚年的孙犁看到《废都》没有，假如读到这作品，或许会有心里的不快也未可知。
中年之后的贾平凹在文字里越发带有挫折感，作品也日趋清冷，他既失望于都市，也绝望于乡土，连一点自己的园地也没有了。靠文字得到的荣誉，在其眼里多是虚幻的东西，只有内心的感受是真实的。他有两点表现得不俗，一是没有因此走向书斋的自慰里，不忘自己还是一个农民；另一方面在自问和自省的路上远远地走着，许多冷暖看得淡了。多病多残成了其作品中常见的人物，他用失败者的口吻叙述人间的红白之事，不掩饰难解的苦涩。《秦腔》里的主人公和其眼里的世界，都在非常态的时空里挣扎着，家族的变迁 和环境的恶劣，在葬送了先前的梦后，一切又回到古老的旧梦里。作者借着易经式的谶语，吹着乡间的古调，自己的心绪和那古旧的旋律交融在一起了。
在四十岁时，他写过一篇《四十岁说》，十年之后又有一篇短文叫《五十大话》。前者有一点自信，乃不惑之言，还敢和一些流行语挑战，自认自己的选择是有道理的。但人到五十，就平淡了许多，有些暮气了。安慰自己学会欣赏别人，不为荣辱所动。他放弃了对周围世界的挑战，回到了内心，回到了自我。在他那里能听到某些禅音，和警语。明代文人的遗风渐渐浓了。放弃杂念，专于一心，是大难之事。他自知此中的不易，有时借着小说 之外的世界，比如用绘画与书法自娱，禅机四起，真的有点像个士大夫了。
三、贾平凹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个向后转的作家，他多年来一直拒绝在通行的语境里表现当下的生活。许多小说故意以非流行的话语间隔时代与自己的时空关系，营造的是私人时亦带巫气，故意将小说的背景神秘化。起初这一表现有点做作，不是水到渠成的流淌，好像被什么牵制着。后来他也许真的相信了卜辞里的咒言，文字变得鬼怪起来。应当说，描述西北凡人的生活时，这一意境的渲染是无可非议的。他的魅力之一是，在今人的身上看到了古老的阴魂。人们依然存活于昨日的光景里。昨日如斯，今日如斯，明日也如 斯。如此而已。
他的文本深处有强烈的荒谬感，人间的逻辑在其笔下颠覆了大半。似乎不再相信童话的笔触，一切都变得恍惚和不确切。从最初的写作势态看，他是拥有唯美倾向的，年轻时代也有过不少清纯的作品，有的令人感动不已。但他知道那不过是一种幻象，真的人生缠绕着苦楚，甚至怪诞，而后者却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本质。人就这样注定拴在这宿命的逻辑里。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形象能如庄之蝶那样吸引我，这个人物留下了诸多历史投影，也可说是作者宿命观的外化。神圣的桂冠被远远地抛掉了，世界陷在谎言里。作者要做的是戳穿这些谎言，还原历史的本源。塑造这个形象时，冷酷和怀疑的精神占了主角。道德化和功名心被扬弃了，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在写作的当时，表现了别 人没有过的大胆，将人性中粗俗和丑陋的形 态一一昭示出来。批评《废都》者大多是在道学的立场说话的，他们还留有一块禁地。贾平凹扫荡了这块禁地，放出了股股毒气。就勇气和胆略而言，当年的他表现出的冒犯性， 难说不是一种前卫的意志使然。
不过他那时的一个致命的问题在于，这种冒犯是低层次的，只是回到旧文学的才子 式的窠白里。而且文字缺乏高远的气韵。作者被俗事缠绕了。小说的根本点是写实的， 反映现实的，似乎只为立此存照。而且那些荒谬的故事缺少多向度的力量，停留在生理颠覆神圣，在美学上不无意义。但赏玩它们的时候，耽于其中便有一些问题，或说给阅读带来某些不快。我觉得他写脏物时缺乏想象。我们在阅读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时，与无数“黄色”的笔触相遇，却没有生理上的不适，反而觉得是在亵渎中有思想上的愉悦。 那是一个有精神玄力的文本，我们阅读它时， 感到了思维的快乐与精神上的有趣。贾平凹似乎没有这些。他还在明代文人的趣味里，意识未能盘旋到反母语的高度。或者这样说，贾氏借用了母语和旧文人的方式反讽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但他的思维却未能真正偏离传统。鲁迅、钱钟书、王小波是在话语的基 本点上颠覆传统而又重塑传统的。这是贾平凹和这些作家的区别。因了这一区别，他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力，只剩下了美学趣味上的东西，有时是不在思想的层面的。
这个看法也许武断，但丝毫不是贬低他的价值。贾平凹让世人看到了未曾看过的风景，自己也成了那风景中的被看之人。看别人时，嬉笑怒骂，得大自在;被看时，则不知身为何物，恍兮惚兮。写世界的人，也在被世界的人所写，有时二者并不对等。但前者不是人人能修行得了，后者乃天命所然。天命不可违，修炼则在自身。他的修炼，可及者不是很多。
四、曾看过他评论张爱玲、孙犁的文章，笔锋 婉转，心会之处多多。他所喜欢的两个作家，都是有点抑郁的。一个趋于冷傲、肃杀，一个有点清寂、惨淡。他们俩唤起贾氏心里的共 鸣，和情感方式相近有关吧。贾氏是欣赏狐气与怪异气的人，阴冷的意味多些。西北的作家，以强悍著名的多，有阳刚之美。贾平凹近于阴柔，散出的是平和之色。他的柔，和张爱玲、孙犁不同，夹带了一些鬼气，是巫道里位女子的冷艳和苛毒;赞佩孙犁，而又无自闭于江湖的勇气。他心在山林，意绕俗界，从冷僻奇谲里讽喻世间。于是谈神闹鬼，自成一路，得意于对乡下巫风的描述，在小说里勾勒出诸多玄妙的意绪。他的散文以古怪幽深而引人，走的不是正路，似乎染有《聊斋志异》的风格，民读和妖术里的词境若隐若现。他描述墓葬、阴陵显得耐心，文字里透出几许快意。不过又不像明末的张岱那样醉心于民谣 记趣，从岁时里寻找空幻之美。贾氏写鬼气有点恶作剧，有时在欣赏着其间的黑暗，自己也借此向人间射出几箭咒语。我以为在此方面，含着作者的精神逻辑。
《废都》开篇写西京的环境，完全用的是妖道里的隐喻。四个太阳和晦明不已的天气，指示了一个宿命的王国。贾氏的渲染并不给人生硬的感觉。他的从容老到之笔让人随其进入到那个荒唐的天地里。曹雪芹写大观园乃含佛家的悲悯，阴阳之间空幻如烟，美丑杂陈，爱恨一体，零落中不免对纯美的人性存一眷恋。贾平凹笔下少有林黛玉那样高雅之人，连贾宝玉式的缠绵亦很少见。他作品的饮食男女病态难救，恶俗的故事多多。虽然也塑造了许多好人，但我们却记不下几个，倒是那些人妖之间的风流韵事，和他的书名一起飞扬。他是否故意颠覆传统的性灵美学 我们不得而知。在我看来，作者学会了《金瓶梅》、《聊斋志异》的智慧，又扬弃了陶渊明、王维、张岱、曹雪芹的洁净之癖，将自己置于污秽之中。贾氏觉得“荷圣洁而出身不净，小孩 天真最爱臭物’，此语是其小说美学的一个注 解，也可以理解语言天赋很高的他何以不厌其烦地周旋于浊尘之中，且洋洋得意。
偶看到贾平凹的几幅绘画小品，暗中发笑，知道了他精神的原色。他的小说复杂，量多，我们不敢细论。但绘画却露出真面孔来，或许能对他是个阐释。作家习画者颇乎有美的寄托。贾平凹的画不像汪曾祺那么清秀典丽，也无冯骥才浓郁的民俗风情。他的笔墨反和谐之美，构图阴郁，笔触乱飞，故意偏离空灵之界，即便是禅趣的画面，也布满灰色的背景，清寂空漠和惊恐都有一点。他喜欢古老的笔墨，却又破坏了古老的秩序。我这样地想，对他的小说或许也可做如是观。
明代的文人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喜欢以书画和收藏旧物自慰，走的路也有七扭八歪者，靠自嘲和揶揄己身苦苦度日，还有的用诙谐难解的放荡之语聊度时光。明人固然是洒脱怪僻的，其间主要还是社会的关怀。正路被阻，惟有戏谑，也不乏装神闹鬼者。贾平凹在这一点上和明代江湖里的文人很像，只是缺少王季重、金圣叹、李笠翁的乖戾。我看王季重的文字, 能嗅出对抗俗事的阳刚气息, 六朝人的高迈历历在目。金圣叹的身上有义士风, 文字间是铿锵的马蹄, 踏得人心跳。所以我对比贾氏和明末士人的风度, 相同的是佯装隐者, 以野狐禅道乾坤始末, 叙阴阳之变。不同的是贾氏有些内倾, 疏狂的气韵被抑制了。似古人又不像古人, 黠慧到了消解自我的地步。说他旧, 又有一点新奇的气象, 说其新, 可在内心却是旧书堆中人。就这样不古不今, 亦古亦今, 我们看他, 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原文刊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